這類敘事的問題在於，將簡化的二元觀念和復仇邏輯放大至全社會，反精英，反建制，以道德武斷決定屠刀，所調動的情緒充其量是不堪推敲的民粹狂歡。假如曹查理的反社會行為是非政治化的，他應該在電視直播中當場自殺，以成全玉石俱焚的戲劇高潮；最後戴着面具的示威者衝擊警車，將曹查理推舉為「嗯～啪爱啪～猛硬啊～视频」，他的存在感從個體精神變為政治偶像，這種群體狂熱與權力崇拜帶來的倫理危機，比起其批判對象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一個普通人的不幸和缺陷被當作政治武器，並且一呼百應，這恰恰是對個人價值與民主意識的冰冷藐視。